作者： [美]肯尼斯·弗兰姆普敦
译者： 张钦楠等
ISBN号： 710801876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版次： 2004年3月 第1版
页数/字数： 467/400000

内容简介:
本书是对20世纪的建筑及其起源的一次全面审视，1980年问世以来便受到广泛赞誉，从而成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1985年本书再版时，作者对其进行了修订，并增添了新的内容。此第三版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扩充，补充了最新的内容，并对当前特别重要的领域和论点进行了考察。本书的参考文献部分也经过重新审订和扩充。本书资料翔实，涵盖了自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主要的建筑思潮及流派、建筑师及代表作；丰富而精致的图片，令本书的阅读更加直观；客观而精到的论述，使现代建筑发展中纷繁复杂的线索变得清晰可循，建筑及建筑艺术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人文关怀贯穿始终，建筑与音乐、绘画、哲学的内在联系也更可感知。

目录：
第三版序
前言
第一篇 文化的发展与先导的技术 1750--1939年
1 文化的变芝：新古典主义建筑 1750--1900年
2 领土的变革：城市的发展 1800--1909年
3 技术的变革：结构工程学 1775--1939年
第二篇 一部批判的历史 1836--1967年
1 来自乌有乡的新闻：英国 1836--1924年
2 阿德勒与沙利文：大礼堂与高层建筑 1886--1895年
3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与草原的神话 1890--1916年
4 结构理性主义与维奥莱—勒—杜克的影响，高迪、奥尔塔、吉马尔与伯尔拉赫 1880--1910年
5 查尔斯·伦尼·麦金托什与格拉斯哥学派 1896--1916年
6 神圣之泉：瓦格纳、奥尔布列希与霍夫曼 1886--1916年
7 安东尼奥·圣伊利亚与未来主义建筑 1909--1914年
8 阿道夫·洛斯与文化的危机 1896--931年
9 亨利·凡·德·费尔德与移情的抽象 1895--914年
10 托尼·加尼尔与工业城市 1899--1918年
11 奥古斯特·佩雷：古典理性主义的演变 1899--1925年
12 德意志制造联盟 1898--1927年
13 玻璃链：欧洲的建筑表现主义 1910--1925年
14 包豪斯：一种思想的沿革 1919--1932年
15 新客观性：德国、荷兰与瑞士 1923--1933年
16 风格派：新造型主义的形成与解体 1917--1931年
17 勒·柯布西耶与新精神 1907--1931年
18 密斯·凡·德·罗与事实的意义 1921--1933年
19 新集合性：苏联的艺术与建筑 1918--1932年
28 勒·柯布西耶与光辉的城市 1928--1946年
21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与消失中的城市 1929--1963年
22 阿尔瓦·阿尔托与北欧的传统：民族浪漫主义与多立克理性 1895--1957年
23 朱塞普·特拉尼与意大利理性主义 1926--1943年
24 建筑与国家：意识形态及其表现 1914--1943年
25 勒·柯布西耶与乡土风格的纪念性化 1930--1960年
26 密斯·凡·德·罗与技术的纪念性化 1933--1967年
27 新政的晦蚀：布克明斯特·富勒、菲利普·约翰逊与路易·康 1934--1964年
第三篇 批判性的评价以及向现在的延伸 1925--1991年
1 国际风格：主题及各种变体 1925--1965年
2 新野性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建筑：英国 1949--1959年
3 意识形态的变迁：CIAM、十人小组、批判与反批判 1928--1968年
4 场所、生产与布景术：1962年以来的国际理论及实践
5 批判的地域主义：现代建筑与文化认同
6 世界建筑与反思性实践
作者致谢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前言：

克列在一幅题为“新天使”的油画中表现了一名天使，他似乎正在飞离某件他凝神注目之物。他双眼直视，嘴巴微张，翅翼舒展。人们视之为“历史的天使”。他的脸转向过去。在我们看来是层出不穷的一系列事件，对他来说则是一场单一的灾难，把一堆堆垃圾积聚起来投在他的脚下。这位天使似乎愿意留下，把死者唤醒，使破镜重圆。但是，天国刮起一阵风暴，以无比强大的力量把他卷入，使他无法再收拢自己的翅翼。风暴势不可挡地把他推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垃圾则继续不断地向天空堆聚。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谓的“进步”。
——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历史哲学论文集》1940

在试图编写一部现代建筑史时，首先要确定其起始的时间。然而，你越是认真地寻根求源，它却越显得存在于遥远的过去，即使不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也至少要回顾到18世纪中叶。那时，一种新的历史观使建筑师们怀疑维特鲁威（Vitruvius）的经典教义，并促使他们记录古代世界的遗物，以便建立起一个更为客观的工作基础。这些，加上该世纪后期发生的超绝的技术变化，向人们提示：对于现代建筑而言，其必不可少的条件出现于17世纪末期，即医师兼建筑师克劳德·佩劳（Claude Perrault）向维特鲁威的比例关系学的普遍可行性提出挑战，以及工程学与建筑学明显分离的两个时刻之间。后者有时被人们确定于第一所工程学校——巴黎道路桥梁学校1747年创立之日。

本书对现代运动的前期史只能提供一个非常扼要的大纲。因之，前三章的读法与后来的章节应有所不同。前者综合论述了现代建筑所赖以产生的文化、领域以及技术的变革，简要地叙述了1750至1939年之间在建筑学、城市发展和工程技术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为编写一部全面但又简要的史书时，我们遇到的关键问题首先易它应当包括哪些史料，其次是在阐明事实时如何保持某种一致性；我必须承认，对上述两点我都没有达到自己的愿望，其原回部分在于信息往往超越了阐释，也部分地由于并非所有素材都以同样的深度被研究过，另外也由于我阐释的立足点也随题而变。在某些场合，我试图说明某种特定的手法来自社会经济或意识形态的环境；而在另外一些场合，我仅仅限于对形式进行分析。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本书的结构中，它是由一系列短小的章节组成的，每一章节述及若干重要建筑师的作品，或若干集体的发展趋向。

我尽可能使本书可以多种方式阅读：既可以按序连续披阅，亦可随意选读一个章节。本书的组织顺序着眼于一般读者或大学本科生；但我希望，偶一涉猎也能吸引研究生的兴趣，并对某些愿意深入探讨某一专题的专家也有所帮助。

除此之外，本书的结构与它总的格调也有关系，因为我的意图是尽量让每个学派自己说话；每章开始都有一段引述，其选择的原则是使人们理解特定的文化环境，或能概括地启示本章所述的内容。我企图用这些“声音”来说明现代建筑作为一种延续的文化探索的发展方式，并阐明某些观点如何在历史的某一时刻可能失去其相关性，而在后来的另一时刻又以更重要的价值意义重现。本书中介绍了许多未建造的作品，因为在我看来，现代建筑史既涉及建筑本身，也同样涉及人们的思想和论争中的意向。

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我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但即使是对本书最粗略的翻阅也会发现，书中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既定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我所接受的洁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却无疑帮助我润色了对整个历史时期的看法，并使我尖锐地意识到欧洲启蒙运动的阴暗面：它以不合理的理性主义为名，把人引入了这样一个境地，使它异化干自己的生产活动，也异化于自然世界。

启蒙运动以后，现代建筑的发展似乎分裂为两派：一派是先锋派的乌托邦主义，形成于19世纪初，见之于勒杜（Claude－Nicholas Ledoux）的重农主义的理想城市；另一派是反古典．反理性．反实用的基督教改革派，首次宣布于普金（Pugin）1836年的《对比》一书。从此以后，资产阶级的文化，在企图超脱劳动分工以及工业生产和城市化等严峻事实的努力中，就摇摆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即一方面是全然处于计划控制下的工业化乌托邦，另方面则全然否定机器生产的历史现实。

各种艺术形态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生产与再生产的限制，建筑学大其如此。它不仅受到本身技术方法的约束，而且还受制于它本身之外的生产力水平。这一点在城市中最为明显。在这里，建筑学与城市建设的分裂己造成了一种情景，使两者之间的相互贡献在很长一段时期中特别受到了限制。城市越来越处于一种连续不断发展的消费者经济的控制之下，已经失去了维持其本身完整意义的能力。城市对它无能驾驭的力量失却控制这一事实，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州级城市在高速公路、郊区、超级市场的组合作用下迅速瓦解这一事实中得到说明。

现代建筑迄今为止的成败，以及它未来可能发生的作用，最终要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下进行评价。当然，建筑学中最抽象的形式也对环境的恶化起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建筑类型及方法合理化的过程中。使建筑装饰与平面形式被还原到最小公母数，以便降低生产成本或优化使用条件时更其如此。建筑学，在它试图综合20世纪中创造的技术与工艺现实的动机这种良好但方向有时错误的努力中，采用了一种语言，其表现方式几乎完全依赖于一些过程性的、次要的部件，如斜道、走道、电梯、楼梯、自动楼梯、烟囱、空气管道以至垃圾道等。再没有比这种手法更远离古典建筑学所使用的语言了，在后者，上述这些部件无例外地被隐藏在立面之后，从而让建筑主体本身能自由地表现自己——它通过压制经验事实而使建筑艺术得以通过自我陈述中的合理性来象征理性的力量。但功能主义则奠基于相反的原理，它把各种表现都还原为功利或加工过程。

在理解到这种现代还原主义的侵蚀作用之后，现在有人号召我们再一次回到过去的传统形式，并目使我们的建筑——不论情况如何——都要被赋予一种老套的乡土肖像。有人告诉我们，大众的怠志是要求有一种令人安心的家庭式的、手工艺式的舒适形象，而“古典”的参照，不论如何抽象，都是既不可理解的，又是企图主宰一切的。诸如此类的劝告，都很少超越像建筑风格这类表面的主题，从未要末建筑学应当重新致力于像创造“场所”这样的主题，或要求对建筑领域的具体特性做出批判性而又有创造性的新定义。

近来，建筑学的庸俗化及其与社会日益严重的脱离，使整个专业已被驱赶至孤立的境地，所以，目前我们面临着一种矛盾的情境，这使许多聪明的、年轻的建筑师放弃了实现任何观念的希望。即使在最明智的情况下，这种倾向也不过是把构筑要素还原为语法符号，而实际上除了本身的一些“结构”操作外，别无任何其他意义；或者，在最为怀旧的情绪下，也不过是通过一些隐喻或嘲讽的方案来悼念城市之失落，而这些方案不是成为“幽灵般的废物”，就是被放置在19世纪城市光辉的玄学空间之中。

当代建筑仍然可以选取的途径中——这些途径都曾以不同的方式被试探过——只有两条似乎尚有可能取得一些有意义的结果。第一条路是完全迎合当前流行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第二条路则是有意识地反对二者。前一条途径遵循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几乎无物”的观点，试图把建筑任务还原为一项大规模的工业设计。由于它关注的是优化生产，它对城市绝无或很少兴趣。它提出的是一种服务良好、包装完美的非修辞性的功能主义；它的玻璃“隐身性”把形式还原为静默；后一条途径与之相反，它公开要求“显形”，其形式往往是一个砌体的围护物，在范围有限的“修道院”领域中，建立一种合理开放而又具体的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飞地”往往是内向的，对它所处的时空环境较为淡漠，从而使这一途径的总趋势具有逃离（即使局部的也好）启蒙运动所规定的前景的倾向。在我看来，有意义的陈述的惟一希望不久就将在于使这两种极端之间取得某种有创意性的接触。

作者简介：
肯尼斯·弗兰姆普敦，1930年生，建筑师、建筑史家及评论家，曾作为一名建筑师在伦敦AA（建筑协会）建筑学院接受培训，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研究生院威尔讲席教授。他曾任教于本学科内许多一流的院校，其中包括伦敦皇家艺术学院，苏黎世ETH学院，阿姆斯特丹伯拉杰学院（Berlage Institute），洛桑EPFL及维吉尼亚大学。他写有大量关于现当代建筑的论著，并从1986－1990年担任由密斯·凡·德·罗基金会赞助的位于巴塞罗那的EEC欧洲建筑奖评委会主席。

部分书摘
来自乌有乡的新闻：英国　1836－1924年

当哥特复兴运动者面临这样一种现实，即他们成了一种不想拥有、也不可能拥有一种生活方式的社会的一部分时，他们的热情也就丧失殆尽。这是因为社会存在的经济需要，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枯燥的机械活动，而哥特的建筑艺术却是活生生的，它产生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和谐，与枯燥的机械活动是不可协调的。我们愚昧的希冀已经过去，代替它的是新知识带来的希望。历史使我们了解建筑的演变，现在又使我们了解社会的演变。十分清楚，即使对那些拒绝承认社会进步的人们也是一样……新的社会不再为噩梦所扰；它不像我们那样需要生产越来越多的市场商品去获利，而不管人们是否需要；它不像我们那样为生产而生活，而是为生活而生产。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建筑之复兴》，1888年

在米尔顿（Milton ）和布莱克（Blake）曾作过清教徒和启示录式的预言之后，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和英格兰建筑师A．W．N．普金（A．W．N．Pugin）分别预测了19世纪后半期的精神和文化的不满。卡莱尔是无神论者，有意和19世纪30年代后期激进的宪章运动者结成联盟；而普金则是天主教的皈依者，提倡返回中世纪的精神价值和建筑形式。他的著作《对比：14－15世纪宏伟大厦和现代同类建筑之比较》于1836年出版后，立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19世纪英格兰建筑产生深刻影晌的哥特复兴应归功于他。卡莱尔在许多方面是反对普金的。1843年出版的他的《过去和现在》一书，对没落的天主教教义做了含蓄的批判，代表了圣西门1825年新基督教模式的家长式社会主义分支。卡莱尔的激进思想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是进步的，尽管他最终来说是位权力主义者，而普金的改良主义则基本上是保守的，属于右翼高级教会牛津派运动（High Church Oxford Movement），后者成立于1835年他转向天主教之前的两年。卡莱尔和普金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厌恶自己所处的拜物主义时代，并因此而影响了19世纪中叶那位预言文化将毁灭和再拯救的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后者1868年在壮年时期就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任斯雷德美术教授。

1846年拉斯金的《现代画家》第二册问世后即赢得了其学术上的追随者。直到1853年他的《威尼斯之石》出版，他才开始明确、广泛地发表对社会文化和经济问题的见解。该书中有一整章谈到工匠在艺术作品中的地位，首次提出了反对“劳动分工”和“把操作者退化为机器”——此文后来由拉斯金经常执教的第一工人学院以小册子形式再版，并随亚当·斯密（Adam Smith）之后，将传统的工匠和大生产的机器劳动者加以比较。他写道：“事实上，不是劳动而是人分工了……由于分工，每个人只剩下了点滴零星的知识，这丁点智力总和还不足以制造一针一钉，而是在制造针尖钉帽时就被消耗殆尽。”这是他对装饰看法的引申，阐述于1849年发表的《建筑七灯》中，他写道：“关于装饰问题的正确提法，简而言之，就是人们是否乐于去做它。”由于这种激进思想，拉斯金从早期对美国圣公会的同情转向更接近卡莱尔的立场。1860年出版的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直至终极》最终表明，他是一个不妥协的社会主义者。

通过普金对英格兰文化的影晌，弗里德利希·奥弗贝克（Frederick Overback）——普金称他为最杰出的基督教画家——和德国的纳扎伦斯派成了受宪章运动影响的、短命的前拉斐尔兄弟会的道德上和艺术上的楷模。后者是在丹蒂·加布里埃尔（Dante Gabriel Rossetti）和威廉·迈克尔·罗赛蒂兄弟（William Michael Rossetti）、霍尔曼·亨特（Holman Hunt）和约翰·埃弗莱特·米莱斯（John Everett Millais）等的鼓动下于1848年成立的。

1851年，拉斯金在思想上己成为这个运动的一员。运动的目的是奠定一个以表现深刻思想情感见长的画派的基础，其理想是创立一种直接取法自然而不是照搬文艺复兴艺术教条的艺术。这种突出的反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观点在1850年前拉斐尔派杂志《源种》中广为流传。不过，兄弟会缺乏纳扎伦斯派那种修道士的严谨和自信，它和它的杂志又过于独特，终于不能持久，前拉斐尔主人作为一个团体的活动到1853年就不复存在了。

前拉斐尔运动的第二阶段以技艺为其方向，中心人物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艾德华·伯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1853年，他们都还是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在牛津，他们曾听过拉斯金的讲课并深受普生的影响。1856年毕业后，他们和诗人兼画家丹蒂·加布里埃尔·罗赛蒂交往甚密，最终在1857年和他合作，为牛津学生俱乐部创作壁画。这是一次谨慎地模仿罗马基督教壁画的尝试。此时，伯恩－琼斯己决定成为一名画家，但莫里斯却是在被罗赛蒂相劝了九个月之后，才离开他己与之签约的哥特复兴运动者、建筑师G．E．斯屈里特（G．E．Street）事务所，未到伦敦。悦来似乎不合逻辑，莫里斯的设计生涯却开始于1856年末他放弃建筑从事绘画的决定，并起始于他在伦敦为自己居室所作的陈设设计。这是他首次设计的“强烈中世纪式的、厚重得如问岩石的家具”。这些纯朴的作品无疑是受了拉斯金工艺思想影响的，是在菲利普·韦伯（philip Webb）的指导下设计的，莫里斯曾和他一起在斯屈里特事务所共事过。可以说，1858年前拉斐尔派的家庭文化在莫里斯惟一的一幅绘画作品中得到具体体现。这中一幅他妻子珍妮·伯顿（Jane Burden）的肖像画。她穿着华丽，就像热内维埃尔女王或者美丽女郎伊苏特。画中人物的室内环境是典型的前拉斐尔派的。莫里斯后来完全放弃了绘画，转而致力于自己新居的室内布置。这座名为红屋的住宅是菲利普·韦伯于1859在肯特郡的贝克斯利希思为他建造的，其风格除局部细节接近斯屈里特的作品外，与威廉·白特菲尔德（William Butterfield）1840至19世纪50年代哥特亘兴运动的教区牧师住宅更为相像。

在红屋（以采用红砖而得名）的设计中，韦伯确立了他的原则——对结构完整性的考虑，以及使建筑和现场环境与当地文化密切结合。这些原则很快在威廉·伊顿·奈斯菲尔德（William Eden Nesfield）和理查德·诺曼·肖（Richard Norman Shaw）这些杰出同辈的作品中得到体现，他的事业也因此成名。他通过实际的设计，巧妙的场地布置、地万材料的应用以及对传统建造方法的尊重来实现他的目标。韦伯和他的第一个业主、毕生的同事莫里斯一样，对工匠的技艺和人们赖以生存、建筑得以建造的土地有一种近乎神秘的尊敬。他甚至比莫里斯更竭力反对滥用装饰。据韦伯的传记作者W．H．莱瑟比（W．R．Lethaby）介绍，韦伯曾抱怨说，一个过于精致的炉箅“不配烧圣洁之火”。奈斯菲尔德和肖将他的手法加以矫揉造作的曲解，使他们距离韦伯的观点越来越远。这方面的例子是1800年肖设计的位于苏塞克斯莱斯伍德的风景如画的“老英格兰”村居。


译者后记：
肯尼斯·弗兰姆普敦是当今在西方享有盛誉的建筑史家与评论家，1930年生于英国，就学于英国伦敦AA学院。后移居美国，长期以来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保护研究生院威尔讲席教授，并担任过国际建筑评论协会（CICA）主席。

肯尼斯·弗兰姆普敦的著作《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于1980年首版发行后，立即为其赢得国际声望，该书也被誉为现代建筑史的经典之作。1985年本书再版，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本书的第三版。弗兰姆普敦曾多次应邀为国际知名建筑师的作品专集撰写批评性的序言，其中除美国的建筑师外，还有墨西哥的巴拉甘、委内瑞拉的维拉努埃瓦、印度的柯利亚、日本的安藤忠雄、葡萄牙的西扎等。弗兰姆普敦多年来与美国建筑师彼得·艾森曼合作编辑的《反对派》（Opposition）杂志，也同样充满了批判的活力。1995年，他的新著《构筑文化的研究》一书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其中更涉及了一些建筑创作和理论上的基本问题，受到广泛的重视。

弗兰姆普敦声称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以及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哲学。正如美国另一位建筑评论家阿达·路易斯·赫克斯塔布尔（Ada Louise HuXtable）在评论本书时所说：“贯穿始终的、理性的批判能力是其最大的特征……”本书有着丰富的史料和图片，作者在书中所表现出的以批判的态度努力发掘建筑作品本身内涵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

弗兰姆普敦的批判是在多个层次上展开的，这其中有对某件建筑作品的褒贬、对某位建筑师或某个创作流派的综合评价，也有对整个建筑创作环境的社会批判。他抨击美国在二战后大力推行消费者主义（consumerism）的汽车和郊区文化对建筑的腐蚀影响，赞赏A．佐尼斯与L．勒菲弗尔提出的“批判的地域主义”的文化认同，然而，他对主流的现代主义建筑始终给予客观、历史的评论。

本书的内容随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扩展，在1985年的第二版中，作者把评述延伸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1992年的第三（修订扩大）版中（也就是本书），又延伸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一版中，他特别增加了三章，分别评述了产品主义和布景建筑、批判的地域主义和“反思”性实践等几种王要潮流，重点集中在20世纪后期芬兰、法国、西班牙和日本四个国家的建筑创作成就上，很有启发性。

笔者在此特别要提出两件事：

一是弗兰姆普敦教授曾于1999年接受中国建筑学会的邀请，在北京举行的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主题是《二十一世纪的建筑学》）开幕式上，与我国吴良镛教授分别做了大会的主题报告。他的报告题目是《千零七题》，鲜明地提出了当今世界建筑所面临的七大问题，这可以说是本书在内容上的延伸。

二是作者于1994年接受中国建筑学会的聘请，来北京商讨出版《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丛书（英文名称为World Architecture，1900－2000：A Critical Mosaic，应译为《世界建筑，1900－2000年：一部批判的织锦》，可惜在中文书名中没能充分反映其批判性质），并担任总编辑。这套丛书是为配合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而编辑出版的，其意图是记录和反映世界五大洲的建筑师们在上一世纪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以及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弗兰姆普敦教授亲自拟定了全书的结构大纲和内容组成。他建议丛书精选1000项代表性作品，分五个时期和十个地理区域，由各相应地区的五至八名专家通过提名及投票选出，每个项目配有图片及文字评介，每卷由一至二名建筑评论家撰写综合论文，由他撰写丛书总论文。这项浩大的工程由多个国家的上百名专家共同参与，历时八年多，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与奥地利斯普林格出版社相继以中、英文出版，并于2002年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21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获国际建筑师协会建筑理论与教育屈米奖的荣誉奖。今天，对照《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与《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锦》丛书，可使我们对20世纪世界现代建筑的发展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体会，即将出版的由弗兰姆普敦所写的三万多字的总论文，也可作为本书的补充。

14年前，笔者曾以“原山”的笔名与若干同仁翻译过本书的第二版，这次按第三版（修订扩大版）重新进行校正，许多章节全部重新翻译。与第二版一样，本书第一篇全篇．第二篇第一章是以陈谋辛、张国良的原译文为基础进行校正及名词统一；第二篇第五至八章、第十三至十五章、第二十二、二十三章分别是以刘亚芬、郭恢扬、吴国力的原译文为基础进行校正及名词统一；其他十四章（包括第三版增添章节）主笔者重新翻译。由于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均由笔者负责。在翻译校对过程中，得到刘开济、吴耀东等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张钦楠
2003年1月于北京